齐白石于一九四四年在沦陷区创作的《花鸟四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的新历史时期。这个“新”表现在：一是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全国分成了三个地区，即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又称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沦陷区和伪满州国。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救亡协会，为抗日救亡而宣传和创作。国统区的文艺家，也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从事各项抗日宣传工作和创作活动。但沦陷区就不同了，那里豺狼横行，环境险恶。然而，一些正直的文艺家，仍能坚持民族气节，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敌伪斗争。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就是其中之一。

最后一课

俗语说：人过中年不学艺。但齐白石40多岁才学画，后来竟成了我国著名的花鸟国画家。他一生作画4万多幅，诗千首，治印3000多方。

齐白石是从艰难生活中磨炼出来的画家，他在沦陷区的恐怖环境中，保持了一位中国画家的艺术良知和民族气节。

齐白石是1919年离开湖南湘潭老家来北平定居的。1927年起任北平艺专和京华美专教授，可算安居乐业。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侵占了北平。此时身处沦陷区的齐白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气愤至极。

为了表示对侵略者的反抗，他毅然辞去了北平艺专和京华美专两校的教授职务。从此闭门谢客，隐居斗室，作画而已。这一行动，正是齐白石艺术良知和民族气节的高度表现。

这让人想起法国著名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小说写的是在普法战争后，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两省被割让给普鲁士，在此背景下，教了40年法语课的小学老师韩麦尔给学生上了最后一课。这一课，让平常贪玩不好学的小弗朗士也第一次体验到与祖国语言告别的痛苦。文章表现了师生们强烈的爱国热忱。

与此同时，也让人想起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当时，郑振铎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任教。1937年11月，上海沦陷。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又侵入上海租界。暨南大学当即决议：“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即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那天上午10时30分，当看到几辆日本军用车，插着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口时，正在上课的郑振铎立即合上书本，坚决地宣布：“现在下课！”学生们也一致起立。表现了师生们反抗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

日军攻陷北平后，齐白石毅然辞掉两校教授职务，其意义与这《最后一课》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

坚守阵地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平后，齐白石并没有离开北平，而是坚守阵地，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与敌伪进行斗争。

齐白石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画家，日本人不知道齐白石的很少。一次，几个日本人以买画为名，来到齐白石家，说：“齐先生，欢迎加入日本籍，到日本定居。”这对那些民族败类和汉奸来说，是巴不得的大好事。但齐白石却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是中国人，不去日本。你们要齐璜（齐白石的名），可以把齐璜的脑袋拿去。”日本人心里明白：要想把齐白石弄到日本去是万万不可能的，但也不能就此罢休。

齐白石心里也清楚，敌人还会来捣乱找麻烦的，于是在家门口贴出了一张别具一格的告白：“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告白。”告白上又说：“中外官长要买齐璜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示，恕不接见。”

齐白石用这个办法，拒绝敌伪人员来找麻烦。然而，仍有一些鹰犬常来纠缠、讹诈。于是，齐白石又在墙上贴出告白：“切莫代人介绍，心病复作，断难报答也。”过了几天，还觉不行，干脆写了“白石已死”几字贴上。

这些虽然只是几字几句的告白，但字里行间跳动着的，却是鲜活的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

这些告白使日本人恼羞成怒又无可奈何。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于是，一群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闯进了齐白石家，翻箱倒柜，打砸抢抄，还弄走了家里一大笔存款。

短兵相接

敌人的猖狂打击，不但没使齐白石屈服，反而更增加了他对敌人的愤怒和憎恨，更激发了他的斗志。他与敌伪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斗争。

一次，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如果齐白石能画一张画给他，他可退回齐白石被扣的全部存款，并馈赠黄鱼（金条）20根。听到此消息，齐白石怒不可遏，抓笔泼墨作画一张，亲自加封，派人送往王宅。

恰巧这天是王克敏71岁生日，正在官邸举办寿宴，日本军阀、特务、汉奸均在场。王克敏得知齐白石送画为他祝寿，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谁知拆封一看，原来是一张《群鼠图》，题词曰：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既啮我果，又剥我黍！烛炧灯残天欲曙，寒夜已过五更鼓！见此，个个目瞪口呆。王克敏像挨了揍的癞皮狗，软瘫在沙发上。

重温我国一些老艺术家与敌伪的斗争事迹，对于我们今天的年青人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罪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是很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