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市融媒体中心2月9日讯（记者 罗时茂）随着开学季的来临，中小学生、高校生陆续返校，开始新学期的生活。提起顶尖高校，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清华、北大等国内高校，或是剑桥、哈佛等世界名校。而有一个浏阳伢子，凭借自己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和钻研，接连全奖入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本科和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的硕士，如今又全奖解锁了一所顶级名校——2022年秋季，他入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当今文学研究权威，继续他的学术研究之路。

他就是林卓宇。对不少浏阳人来讲，这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他从小就在文学方面展现天赋，5岁开始创作，18岁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国作协会员，“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冰心作文奖”“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等国内重量级文学奖拿到手软，出版作品15部……大家几乎是看着他一路成长一路进阶一路闪光。

从“看着长大的孩子”，到本硕博无缝对接、全奖通关世界顶级名校，这是一个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林卓宇是怎么做到的？他的成长成才之路，能给其他学子及家长怎样的启迪？

(资料图)

近日，浏阳日报记者以对话的方式专访林卓宇，听他讲述从浏阳河畔的小城到查尔斯河畔的哈佛大学，一路走来的收获和思考。

从小城走向世界

从哪里出发并不会决定在哪里抵达

浏阳日报：你在留学前就已经出版了15部作品，在国内青少年文坛颇有名气。以你的功底是大有可为的，为何以归零的心态出国深造，并在艰深的学术研究道路上不断走深？

林卓宇：我们生活在一个学历焦虑非常严重的社会，这也导致了对学术研究的各种误读。无论是否出自名校，能在学科的前沿为知识生产作贡献的人永远是少数。博士求学中，须要应对研究过程中的各种曲折和不确定性——这点尤其关键。在给定题目和框架下皓首穷经是目标明确的一种操练，比如本科阶段的训练。而做博士研究，则需要自己寻找、设计、研究问题，并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这既考验毅力、耐心，也考验洞察力和判断力。读博、从事学术研究，我认为只有对这种智性博弈有真正兴趣的人才适合，不然只会简单地把读博理解成一种学历升级游戏，从而进入重复内卷之中。

即便在今天，虽然在理工商科领域，有众多在海外名校攻读学位或是从事访问进修、博士后等临时性研究工作的中国人，纯人文领域的中国人仍旧非常少，而这其中，几乎没有我这种（基础教育背景与成长环境的）学生。

传统的应试英语无法满足实际的日常英语交流，和文学创作、人文学术所要求的英语，则更是隔着一条天堑，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个人原生背景带来的障碍，除了稀缺的语言教育资源外，还有各种稀缺的思考资源和信息。这些只能通过后天的努力和摸索去克服。而进入高校后的学术研究，这倒和原生背景附带的各种资源优势或劣势的相关性逐渐减弱。一个人的知识积累、问题意识和思考深度本身成为脱颖而出的关键——小城出身这样一个背景当然不能决定日后能走多远，毕竟从哪里出发并不会决定在哪里抵达。但需要清醒意识到成长环境自身的一些限制才能逐渐往前走，从而看到外面更复杂和广阔的世界。我想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

跨学科专业选择

比较文学能全面容纳学术兴趣

浏阳日报：上次采访是你到牛津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当时你计划“往比较文学的博士方向发展”，如今如愿进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看得出你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本硕规划跨学科专业的学习是基于怎样的考虑？你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专业的深入研究，分别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林卓宇：比较文学是一个融汇各种国别文学传统以及理论的场域，所以跨学科的背景是必要的。跨越各种历史和认知边界从而容纳各种国别文学的世界主义关怀，也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拓荒者们念兹在兹的追求。

谈到规划，这不仅仅是选择学校和专业的问题，还需要具有问题意识和对学术动向的把握。

读博和文学创作没有任何联系，这是现代的学术训练体制决定的。当然，如果我们要回到“文以载道”这样一个中国式传统里，作家的知识储备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这个意义的知识积累放在今天的学术训练里，其实多少是带些浪漫式的想象，毕竟对作家有用的知识通常会天然拒绝分析和归纳。学术知识会对作家有些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会大于从事其他工作带来的影响。

至于从学术本身看，我的规划用意还是比较明显的。比较文学可以说是集世界文学和理论之大成的学科，一方面比较文学会对文化语境紧密联系的问题展开探索，这一种探索会建立在对不同语言的精深掌握上，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和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媒体研究等很多学科有天然互动的学科。这个学科能比较全面地容纳我的学术兴趣。

浏阳日报：为什么没有选择在牛津或剑桥继续学业，而是选择了哈佛？

林卓宇：两个硕士相继毕业后，自己在成绩这一单项要求上完全满足了留校升博的资格，加之自己对牛、剑的训练体系也比较熟悉，所以原本也曾打算继续留在剑桥念东亚学博士或在牛津念英语文学博士。留校的确是一个更有把握的选择。而且作为一名国际学生，我一直很感念牛剑提供的全额奖学金，从这几个意义上谈我确实没有离开英国的理由。

然而自己在本科和硕士学习期间所做的学术准备，无非是为了将来能做比较文学的研究。就比较文学专业而言，哈佛无疑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哈佛几乎在任意一个国别文学以及理论领域都有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学者，在学科范式的创新上也一直走在最前沿，这些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此外，相较于英国博士3—4年的学制，美国5—6年的学制也给学生提供了强度更大以及更为体系化的训练。总之，选择哈佛并不是因为“哈佛毕竟是哈佛”这么简单，博士择校首要考虑的是自己在哪里能获得最充分与契合的学术支持。

浏阳日报：由于全球疫情肆虐以及经济下行的影响，海外各大高校都大幅缩减了博士录取的名额。就业压力让许多人选择回到学校继续学业，这也使得各个专业的申请人数大幅增加。过去两年被许多人称为升学的“最难申请季”，录取哈佛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林卓宇：录取本身不是终点。但走到这一步，还是略有感触吧。

目前整个系约有40位博士生中，大概有6位亚裔，而我是唯一的中国籍博士生。

在拿到哈佛的offer之前，我已经接到了几所理想高校的全奖博士录取，那时就已经对申博的结果基本满意了。其实，走到这个份上，自己对所谓名校已经“祛魅”化了，一心只想着有个合适的环境能让自己心无旁骛地做研究，并没有非得去某一所学校读博的执念。

我身边也有许多申请包括哈佛在内的美国比较文学博士专业的同学和朋友，但其结果大多都不如人意。我很清楚他们的实力，也并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绝对意义上的优势。所以自己一直深知博士录取并非是一个量化成绩、学校出身背景、奖项荣誉的竞争；越是出色的学校越是关注申请人究竟创造了什么具体内容，未来能给学界带来些什么。另外以比较文学系为例，录取不仅涉及匹配导师，还需要录取委员会所有教授的同意，比如一个学生可能关注华语语系文学，但录取审核中德语和法语文学教授怎么看他，俄语、希腊语、古典学教授如何看他，都会成为最终评判录取的因素。所以不到最后一刻，大家都不知道谁会被录取。

能一次性完成博士申请，从剑桥、牛津一路全奖过渡到哈佛，几乎有些过于顺利了。特别是在博士这个环节，能在专业、导师、学校这几个因素上都达成完美的契合是很难得的。而这种顺利又让我本能地对日后可能的学业压力和学术挑战保持警觉。博士6年（甚至更长）的学习、研究、还有教学工作毕竟是一个高强度的付出，自己要对未来的各种挑战做好心理准备。此外，去年包括这届比较文学系的几位新晋博士生中只有我一位亚裔，这其中固然有学术因素，但对于外行其实也不难看出，比较文学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以欧美为中心的一个学科。尽管这也为跨欧亚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些可供发挥的空间和机遇，比如让华语文学与文论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更多关注和兴趣。

浏阳日报：博士录取的竞争度、要求、条件与之前有什么不同？

林卓宇：美国高校的录取难度毫无疑问要大于英国。首先美国博士招生原则上是不录则已，一录即是全奖，竞争自然激烈。而英国以及欧陆高校延续招自费博士的传统，目前还有扩招的倾向。此外，美国博士生除毕业论文外还要完成大量额外课程、研究、资格考、授课工作等，师生互动的广度和强度更大。很多并不明确的要求还需要自己去琢磨。由于这两年的疫情，全球各大高校都大幅压缩了博士录取的名额，很多实力强大的高校甚至暂停了招生。这也是去年的留学申请季被称为“最难申请季”的原因之一。

博士较之于本科与硕士，在研究质量的标准要求上有质的区别。准确来说，博士其实并不完全是“念”出来，而是“做”出来的。我个人认为，在文科的研究能力上，你需要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有非常强大的联想和对比的能力，和既有的学术研究产生介入式的对话，而不是在既定范式中做一些简单补充。我和我的一些同学所要研究的领域很多都并非显学，除了兴趣使然以外，这里面涉及到对知识理解边界的拓展。在录取中，本科和硕士的学术成绩以及各种标准化考试成绩固然重要，但几乎所有能进入初选的学生都有着完美的本硕成绩单和排名。所以，最终的关键仍然是博士研究计划的内容以及论文样本。前者体现未来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后者则是目前实际学术水平和成果的直接体现。

博士学位通常需要6年完成

华语文学是研究关注的重点

浏阳日报：本硕博都在做西方语系的文学研究，你是闯进这个领域的极少的中国青年学者，从实际交往互动的层面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融合？你的研究领域、创作题材是否会受到影响而更偏向西方？

林卓宇：我不完全只在西方文学与理论的研究里活动，在博士阶段华语文学会是我研究关注的重点。只是我和一般的区域研究学者对待非西方文本的方式不同，相比于琐碎的语境材料，我更感兴趣的是华语文学和文论在哲学视域中所能带给我们的启发，以及从文本叙事到阅读实践这整个一套的运作机制中所反映出的认知和情感的关系，等等。

在亚利桑那大学读本科是在英语系和哲学系度过的，在那里几乎见不到华人，所以我能比较直观地了解一般美国学生的提问方式和思考风格。在剑桥做东亚研究则是我第一次接触大量亚洲留学生的一段时期，而后到牛津做比较文学，又回到了一个被欧美同学包围的状态。除剑桥以外，身边的同学主要是关注欧洲方向的，从中世纪到后现代主义，从拉丁语到现代欧洲语言，不一而足。而研究方向关注非西方世界的同学极少，研究关注东亚文学的也屈指可数。自己和欧美同学对话所使用的概念和语汇必须限定在他们关注的传统里，其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互动，但也会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感到疲乏。总体来说，我在每个学校都遇见过极有想法的同学，只是即便在所谓精英式的大学，学生间的水准分化也是巨大的，这也是我一直都比较抗拒给人贴学历标签的做法。

我和导师的相处总体比较愉快，他们都很尊重我的个性和想法，也给我的升学给予了很多支持和鼓励。有很多老师是我早年在各种经典著作中认识到的，现在竟然能跟他们一起合作，也是一种有意思的经历。

说起“西方”这样一个大概念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究竟是指涉什么。作为地缘概念的西方，本身内部也是复杂多元甚至充满冲突的，英语世界和欧洲大陆就很不同，无法一言以蔽之。至于文学上的西方，这里自然会有各种来自西方文本中的理念和技巧，但是二十世纪以来空前的知识传播和翻译交流，早已使得这些原生西方语境的元素在无形中内化成了许多人对文学的认知，其普世意义大于所谓地域的特异性。就好比说英语是一门在流通上十分强势的西方语言，但这个语言早就不仅是属于英国人的语言了，在后殖民的语境当中，它是所谓“第三世界”的英语使用者进行反思和创造的工具。我想说的是“西方影响”这种说法很多时候是发生在一个微妙的完成时语态里，而且在影响他者时其自身也在发生变化。

在英美高校学习，等于是直接来到许多西方思想和理论的原生地，某种程度上会有一种正本清源的作用，但无论是创意写作课上的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还是以英语世界的规则为中心。比如小说叙事中对人物心理视角跳跃、切换的严格规范和限制，比如学术中以观点论证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等，自然对我有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是在不断的反思中进行取舍和吸收。由于我的学术训练完全是在美国起步的，留学经历对我的学术影响大于创作上的影响，英语是我的学术第一语言。说到写作，如果一定要谈一个所谓的“西方”影响，我只能想到题材，毕竟有这份在西方的生活经历。

浏阳日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与中国很有渊源，其重要奠基人白璧德教授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对中国近现代一批重量级学者影响深远。作为目前这个专业唯一的中国留学生，你将华语文学作为研究关注的重点意义非凡，是出于什么考虑？

林卓宇：学院派的文学研究和大众想象是有出入的。从手法上来说，不光牵涉文史哲，还和社会科学有大量互动，而关注对象则从理论到图像再到声音，各种信息和叙事的传递媒介无所不包。非西方的文学往往被放置在一个所谓的“区域研究”的框架里，在这种框架下，文本是认知区域的工具，因而很容易被视作语境的附庸，文本自身的张力可能就被随之消解了。我更感兴趣的是在一个哲学的视域里，文本和世界的互文关系：比如文本的形式风格与现实人物行为和心理机制的互相影响，文本和阅读行为之间所映射出的个人情感和公共知识的交汇与平衡关系，等等。所以除去思想史和社会语境分析的元素，我想在一个更本体论和形而上的意义上研究华语文学，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让华语文学研究在世界文学研究的谱系里获得一种迁移性的力量，而不仅仅是西方理论的被动性的接受方。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从上世纪到现在经历了各种改变，目前来看，文本的地位在这里还是比较关键的。我的一些同学可能觉得“以文本为中心”是一种保守倾向，而我会倾向于欢迎。可能在这里，我能做一些“看似古老”的一些东西。

浏阳日报：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就华语文学研究提出过一个观点——学问一旦进入了专业的领域，华裔或者非华裔在具体的学术研究面前差异是不大的，并不能想当然地说，因为自己来自中国就天然地更了解中国。你认为“进入高校后的学术研究和原生背景附带的各种资源优势或劣势的相关性逐渐减弱”，在我看来你们的观点有某种一致性。那么，你认为中国留学生的角色和在中国接受的基础教育是否有助于你对华语文学的研究？

林卓宇：我很同意王老师的这个观点。但我们是在谈论两个不同的问题，或许有某种意义上的勾连。老师强调的是时空和国族背景的差异不会直接决定学者和其研究对象的距离，因为我们归根结底还是运用分析和阐释来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文学总有它普世的一个维度。而我要谈的是基础教育背景带来的起点问题，虽然基础教育背景对个人的技术储备和眼界有影响，但一个人的思考质量不会完全建立在基础教育背景之上。比如我可能从小就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对周遭事物会有各种反思和追问，所以常在学校这个系统外小心地探索和追求自己的价值。就像罗伯特·穆齐尔所比喻的一样，个性就像把砂子，必须小心放在口袋里，不然就随风而散了。

浏阳日报：在哈佛念博士需要完成些什么？多少年可以完成？

林卓宇：读博前期，博士生需要完成规定的课业学分，如我们系就要求博士生在前两年完成16门课程，还要完成相应的学术技能要求（如第三、第四外语）、准备博士资格考，以及毕业论文的设计。博士资格考通过后，主要精力则集中在毕业论文的独立研究上，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到毕业论文答辩。而在这期间，博士生还需要从事本科生课程的独立授课和助教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常说美国博士有些类似于一份工作。通常是6年完成博士学位，提早或延后也是正常现象。

定义未来的“林卓宇”

希望成为研究型的文学创作者

浏阳日报：读完博士，你之后的规划是怎样的？你如何定义未来的“林卓宇”？

林卓宇：工作和兴趣之间没有界限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生活状态，学术研究可能就是实现这种状态的一种选择。做一名学术研究者，只要保持思考的状态，就没有严格的上下班的分别，这让我可以时刻保持一种创造的状态。

“研究型的文学创作者”可能是一个恰当的词，在现实中兼擅创作和学术，不光是时间分配的问题，而是这两者所要求的是极为不同的天赋与技能。所以我仍想重复的是，很多人可能会用一种线性的视角看待我走的路，觉得我少年时代的写作顺理成章地塑造了现在的我，因而忽视了这些年我从创作到学术发展中所遭遇的各种挑战、机遇、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新的人生面相。不过，我相对乐观，我不觉得创作和学术之间有某种先天的冲突，兼顾两者的挑战仅仅在于这两者非常不同。

浏阳日报：近年你将精力主要聚焦于学术研究，你如何平衡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经常有微博网友“催更”，大家都期待你在创作方面的厚积薄发。

林卓宇：我的主要创作期其实在2011年前后就已经结束了，之后因为一些关键赛事写过少量短篇，因为约稿和再版的需要出过几本书，但是从没写过能比较准确地捕捉自己后来的一些思考和心理状态的文学作品，这或许是一个遗憾。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很多人对我的印象可能也就停留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吧。大学后的创作除了创意写作专业课上完成的一些英文作品，也没有其他的新作。

更重要的是，19岁之后，学术逐渐变成了除创作之外，自己的又一个志趣。过去几年在高强度的英语学术环境里，我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留给了学术，一是出于内在兴趣，二是由于客观压力。所以，没有时间用于创作是其一，而同时自己对创作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自己会直接或间接地思考类似的问题：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什么是经典的生成机制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让我对下笔本身也变得更审慎。但自己也意识到过度的思考所带来的行动力的下降，所以我还是希望能把创作持续下去。我非常意外的是，在哈佛，包括我的导师在内的许多系里的教授都非常支持我的创作兴趣，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中文创作世界知之甚少。我想在哈佛这样建制传统的大学，学者们似乎也在思考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以外的各种可能。

浏阳日报：教授们了解之前创作颇丰的林卓宇吗？你对今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有哪些近期和远期规划？

林卓宇：我的主导师是华语文学方向的权威，他对我有所了解，其他做欧洲方向的教授只是听闻而已，毕竟他们无法接触华语文本。

近期规划就是把博士顺利完成。博士头几年需要完成大量课程，而我还要在英语外的国别文学（如德、法、意、日）以及各种人文理论中进行更多训练。现在每天都有很繁重的课程和作业，生活模式跟本科生别无二致，但又比本科生多了很多研究课题的任务，过几年还要从事本科生的教学工作。这种量级的训练模式在牛津、剑桥，或是其他北美大学几乎是见不到的。我当然希望能在闲暇时间继续创作，创作需要时间，但也不是有时间就能写。6年甚至更长的博士生活存在方方面面的变数，我只能本着“穷则变，变则通”的信条，边走边看。哈佛的学术资源十分丰富，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人，我自然乐于去体验各种新鲜事物。

记者手记

攀登的人生有无限可能

从小城少年到哈佛博士，林卓宇的经历展现了攀登的人生有无限可能。

本硕博无缝对接且全奖解锁世界顶尖名校，实事求是地讲，这是一个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不仅是他现今取得的成绩，也在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1918年曾在这个系攻读，回国后，他在中国比较文学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成就卓著。著名的文学大家如季羡林、杨周翰、李赋宁、钱钟书等都是吴宓的得意门生。

同时，我也感叹于林卓宇无论在哪个阶段，都极度冷静自知，他始终坚定自己的方向，心无旁骛投入到繁重而充满挑战的学术研究中。哪怕一路刷遍名校，他始终淡然处之，甚至觉得光环是学校的，与当下的学生无关，他也不喜欢“学霸”之类的标签，这就是他的自洽吧。我想，正是这种冷静、专注、坚毅，让他有强大的内驱力和使命感，不断在更广阔的舞台逐光而行。

这光，就是他向往的文学世界。在逐光的过程中，他也成了一道耀眼的光。

作为关注林卓宇一路进阶的记者，我一直想以他到哈佛读博为契机，呈现他的成长轨迹、复盘他的心路历程，包括他的思考与反思，给更多人在家庭教育和学习成长方面以启发，特别是在这个新学期开启的时间段。

当然，林卓宇，或者说林卓宇的成长成才，是难以复制的。哪怕不能达到他现今的高度，但如果通过他的经历、他的经验甚至教训，包括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能给其他人带来一些好的改变、能影响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家庭，乃至在更大层面产生一些思考，也是令人欣慰的。

祝福卓宇！期待卓宇！

原标题：《浏阳日报》深度·人物丨对话哈佛大学全奖博士林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