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共留学生群体中，走出了5名元帅、3名大将、7名上将、8名中将和7名少将。刘伯承元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曾就读于专门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苏联最高军事学府——工农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以下简称伏龙芝）。

进入“特别班”，师从苏军名将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派遣大批学员赴苏学习军事，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做准备。为了配合和支援中共，苏联在伏龙芝开设了专为中共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干部的“特别班”。当时在“特别班”就读的学员共有6位，分别是刘伯承、刘云、屈武、陈启科、黄第洪、左权。刘伯承是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927年11月下旬抵达莫斯科的。由于他没有语言基础，便先到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基础课程。1928年10月，刘伯承转入伏龙芝，在校名字为鲍里斯·伊万诺维奇·阿法纳西耶夫。

伏龙芝的师资力量是苏联最强的，很多教师后来被授予了元帅军衔。其中教战术的有时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加米涅夫、时任苏联红军总司令部副司令的特利安达菲洛夫等，教战略的有时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图哈切夫斯基等。“特别班”的学员在战术教员的带领下，多次到高加索、敖德萨、明斯克等地进行野外战术作业和战术训练。如1929年三四月间，刘伯承和同学们参加了在高加索的联合兵种演习，加入防守山岗的第九步兵团。他们在那里考察地形，研讨战术，获益匪浅。为了配合军校学员搞好战术作业和战术训练，苏军总参谋部抽调了许多红军的步兵、骑兵，有两三次甚至还动用了海军、空军，耗资不菲。

身处异乡，心系祖国革命

伏龙芝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中国学员能拿到每月100卢布以上的津贴，享受的是苏联中、高级干部的待遇。他们常常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相约去中餐馆“打牙祭”。他们都能吃辣，聚在一起少不了点些辣子鸡丁、回锅肉、担担面、剁椒鱼头之类的川菜湘菜，用“以辣会友”来形容他们，一点儿也不夸张。在中餐馆里，他们还常常“他乡遇故知”，如步兵学校的伍修权、王智涛、吉合，中山大学的叶剑英等。通过“吃中餐”，留莫的中国学生一方面可以从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稍作放松，另一方面又可以尝到久违的故国风味，略慰思乡之情。无论是穿着军官制服的伏龙芝学员、穿着士兵制服的步兵学校学员，还是穿着学生制服的中山大学学生，在中餐馆里，他们的身份是一致的——革命道路上的同志。

中国学员住的是宽敞、明亮、干净的套间，全天供应热水，每天都能洗澡。伏龙芝还经常组织学生参加一些文娱活动，如参观博物馆、看电影、体育比赛、文艺晚会等。中国学员对这样优越的条件既感激，又珍惜。刘伯承曾说: “来这里学习，机会很难得，要争取时间多学点东西。党随时都可能叫我们回去参加战斗，那时就没有这么安定的环境和时间了。”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对中国学员的学习和生活十分关心。他曾亲临视察，并和他们座谈，嘘寒问暖，听取他们的意见。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伏龙芝对中国学生的教育，坚持学习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经常把国内有关重要文件、著作、简报及政治、军事信息转到学院，作为他们学习的参考。学校还在他们每次收到新的重要材料后组织研讨会，使他们不与国内形势脱节，砥砺报效祖国的坚强意志。

1929年4月，在一次研讨会上，中国学员就毛泽东写的两本小册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纷纷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来发表见解。刘伯承当时强调: “中国的革命同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否则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两篇文章，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中国革命的曙光，已经可以看得见了”，并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国，到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并肩战斗的强烈意愿。

赴西伯利亚执行“秘密任务”

根据每个中国学员的在校表现，伏龙芝给他们作了政治上和学习上的评语。内容虽然很严苛，却是相当客观的，例如在对左权的评语中写道: “政治积极性中等，总体发展良好。平静、自信、沉稳克己。未发现不合时宜的行为。俄语掌握得不太好，但可以独立研习发予其的俄文资料。能够用俄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军事上相符于全班总体水平，即中等偏上一些。处理情况时略迟缓，但足够自信。对技术手段的斗争非常感兴趣。政治方面的发展良好。”

然而，在所有的评语中却没有刘伯承的名字，使人颇感困惑。几份尘封的历史档案以及一些中国学员的回忆录为我们揭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条线索是在1930年5月6日伏龙芝军事学院二年级党支部审查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发现的。会上，战术学老师多不拉沃利斯基询问刘伯承，为什么没有完成布置的作业？刘伯承答道，因为奉命去西伯利亚执行任务，所以没有来得及。由此可知刘伯承曾被派往西伯利亚执行某“特殊任务”，但因涉及军事机密，会上并未多谈。

第二条更为直接的线索出现于1929年10月30日的标为“绝密”的档案中。刘伯承与8名其他军校的中国学员被派往某地，刘伯承被单独列出并注明: “以其丰富经验，可以被任命为高级指挥官，来自陆军大学（曾经任军长）”。这份档案与伍修权的回忆相印证: “1929年秋在中东路事件爆发之后，我曾被派往伯力苏军远东司令部工作，听说刘伯承也在那工作，还是‘远东工人游击队’的司令。”这支部队一直在伯力的山区里训练，伍修权对刘伯承是只闻其事，未见其人。虽然中东路冲突很快结束，这支工人游击队并没有参战，但刘伯承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得到上下一致的赞赏。可见，1929年秋到1930年春，刘伯承受学校指派前往伯力执行“特殊任务”，随后返校继续学习，因此错过了学校下评语的日子。

在几名同学的描述中，刘伯承这位37岁的将军级学生的形象，一下子鲜活起来。屈武这样评价道: “他是一位正直诚实的同志，是一位红色的指挥官，在工作中没有出过差错，在学习上非常努力，精力充沛，还会独立翻译教材。他对所有科目都感兴趣。”陈启科说: “刘伯承在学习上很努力，对党也非常忠诚。”一位叫欧列宏（音译）的学员对刘伯承的评价是: “他热心于政治生活和学业，甚至在假期时候都有自己的学习计划，他是个很好的同志。”刘伯承在高级步兵学校的同学、开国少将吉合在回忆录中说:“刘伯承同志十分关心我们，常抽时间回学校看望我们，问寒问暖，从思想上积极鼓励我们努力上进。我们的相处虽短暂，却使我终生难忘，给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树立了光辉榜样。”真诚朴实、随和可亲、刻苦努力、稳健沉着、具有长者之风的儒将，可以说是对刘伯承三载留苏的比较准确的评语。

1930年夏，全国的正式红军已有15个军，共7万余人，建立起大小1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新的革命形势催生了对军事人才的迫切需求，4月17日，李立三于上海给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和瞿秋白寄来分析国内情况的信，要求“尽快派遣能干的中国同志回国”。根据这项要求，50多名各军校的中国学员于5月动身回国，刘伯承、左权等5人于8月到达上海，踏上了各自下一阶段的革命征程。

（作者单位：俄罗斯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