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小扬州”“小杭州”“小苏州”“小上海”等别称在江南城市中俯拾皆是。这种活跃的“小某某”文化现象，既是卫星市镇与中心城市之间存在联动合作关系的一种表现，更有见贤思齐的竞逐意识。事实上，历史上也不乏“小某某”超越并取代“某某”的案例，大的如上海取代苏州，小的如无锡取代常州在近代崛起

■研究面向社会、关心现实的经世之学，是江南文化对传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术态度的某种修正。近代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以及各种先进思想的宣传基地，进一步将江南文化中的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兴亡有责等精神因子挥洒得淋漓尽致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今天的长三角城市群在我国城市发展中之所以独具特色，与江南文化密切相关。江南地区特有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精神范式，不仅决定着长三角城市群的现在，而且必将影响到长三角一体化的未来。然而，仅仅意识到文化储量丰厚、传统相关度高是不够的，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在返本开新的基础上，实现江南文化的重建与当代转换。

　见贤思齐：

古今多少“小扬州”

长三角地区是当今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城市体系最为完备的一个区域。各具特色的小城镇星罗棋布，城镇分布密度达到每万平方公里80多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这种中小都市（市镇）的密集出现，是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表现，并在明清时期达到一轮高峰，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职能。

同时，江南城市体系下层的重要性和厚度，即中小都市（市镇）的兴盛，与改革开放之后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苏南模式”有着历史承接关系。这是长三角城市群现今的突出特征之一。其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江南城市（包括市镇）称谓上“小某某”的普遍应用。

以“小扬州”为例，仪征因为盐务的缘故，商贾作派和文人风气与扬州相通。厉惕斋《真州竹枝词》云：“敢说吾乡浑不俗，君来又住小扬州。”高邮的生活方式和人文气息颇似扬州，故王虎卿《珠湖竹枝词》云：“莫笑一州如斗大，而今已作小扬州。”泰州在晚清一度是东南政治经济重镇，朱宝善《海陵竹枝词》云：“眼底烟花太寥落，淮南赖有小扬州。”

不仅“小扬州”，自古至今“小杭州”“小苏州”“小上海”等别称在江南城市中俯拾皆是。这种异常活跃的“小某某”文化现象，既是卫星市镇与中心城市之间存在联动合作关系的一种表现，更有见贤思齐的竞逐意识。事实上，历史上也不乏“小某某”超越并取代“某某”的案例，大的如上海取代苏州，小的如无锡取代常州在近代崛起，等等。

　重商崇文：

专精一技，皆可出名

江南文化价值取向由尚武好勇到斥力崇文，与江南城市新型工商业经济的兴盛是相统一的。城市精英群体由士人和富贾相结合，造就了江南城市文化中重商崇奢的社会风气。江南人讲究饮食和衣饰、喜欢建造精致的园林，《三言二拍》之类描写市民生活的读物在江南很容易找到读者，袁宏道等人讲究享乐的学说亦受到追捧……这些都是江南文化重商崇奢的具体表现。

这种重商崇奢、追求现实世界享乐和幸福的精神，不仅与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所谓新教伦理精神有悖，而且与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重俭恶奢伦理观念相冲突。明代学者陆楫对江南城市中重商崇奢文化基因促进工商业繁荣有过精彩的论述：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

与重商崇奢相表里的是工商技艺的发达。明清时期，江南人普遍重视日用技艺。专精一技，不但能获利，也能出名，即袁宏道所说“凡艺到精极处，皆可成名”。那篇收入中学课本的《核舟记》，脍炙人口，生动地描绘了江南精妙绝伦的雕刻艺术。除此之外，苏绣、顾绣、南京云锦、常州梳篦以及各色绣衣、绣鞋、地毯、丝毯、编织，乃至玉器、湖笔、剪纸、灯彩、泥塑、紫砂茶壶、苏式家具等，在江南都发展到极致，让人叹为观止。

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伴随全球化过程而得以影响全世界的中国瓷器、茶、丝绸，其制作技艺与精品、名品皆公认出产于广大的长三角地区。这绝非偶然的。

事实上，江南文化的重商传统，敢于追求正当的物质利益，敢于“言利言色”，敢于冲破传统，日后在海派文化中都得到了扬弃和继承，并根据时代的发展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品牌，由其生产的商品以质量优良著称，产品遍销全国乃至全世界，与这一文脉的延续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