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战略的最终提出，是优化北京发展、疏解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北京而言，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战略性调整，对于通州而言则是一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通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由于通惠河、北运河的开凿，自金元以后与京师关系甚为密切，被誉为“畿东重镇”“畿辅之襟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纵观通州历史地理的发展，其历史文脉、地域特色尤其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通州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应该做好流域水环境的保护和培育。

优越的水环境是通州城乡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历史文脉构成的基底。通州地处北京小平原永定河冲积扇和温榆河冲积扇的交汇处，是多河富水之地。其北、中、南部，分别有温榆河、坝河、小中河、中坝河、通惠河、京杭大运河北运河段、运潮减河、玉带河、萧太后河、凉水河等，或汇聚或贯穿，历史上南部还有大面积的湖泊群。历代城乡聚落发展、交通运输、景观生成都离不开对河湖水系的妥善改造利用。历史上的“通州八景”中有“六景”与水环境相关：“古塔凌云”“二水会流”“长桥映月”“波分凤沼”“万舟骈集”“柳荫龙舟”。不同阶段运河的开凿、路线的选择变化也是具体体现。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中所强调的“要融入自然”“把水的文章做足”，都非常契合当地实际特色。充分利用好水资源，趋利避害，做好相关生态环境的保育和景观的提升，必将更好地体现“副中心”的特色和优势。

其二，通州拥有悠久的运河文明，应加强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新时代的传承光大。

近京之地丰裕的水环境促成了发达的运河文化，运河文化的积淀又构成了通州地域文脉的主体构成。古人称通州是“万国朝宗，舟车络绎，商贾辐辏”。自金代北京成为封建王朝都城以来，漕运得到了大发展，通州作为京畿枢纽之地，为京城的发展壮大发挥了巨大作用，“通州”也因“漕运通济”而得名。同时，漕运的发展也赋予通州独特的城市精神和文化风貌，留下了大量的运河文化遗产，诸如北运河、通惠河不同时期的河道以及堤岸、坝堰、闸、桥、水关、码头、驿道等工程设施，衙署、馆驿、仓储等管理性机构，河道及其沿线出土的沉船、货物等遗存遗物，以及与运河文化密切关联的城乡空间格局、商铺寺庙和节庆、地名、传说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4年，大运河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其价值的推广和保护管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期，习总书记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门作了重要批示。我们不但要保护好运河文化遗产，也要进一步发挥运河的当代功能，激发运河活力，更好地延续运河生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

其三，通州作为京师重镇，城乡发展深受漕运文化、京畿文化的影响，应该做好聚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通州城乡的发展，与丰富的水资源、发达的运河文化、京畿文化密切关联。辽金之后，通州作为“畿辅重镇”和“京师漕运码头”“仓储重地”，与京师更是休戚相关。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属性，在通州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早期重要城址如西汉初设置的路县城（位于今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以及东汉后的潞县城（位于今河北省三河市城子村），前者在2016年基建考古过程中得以确认，发现了大量的墓葬遗址，在副中心建设中拟建考古遗址公园。通州老城从北朝末延续至今仍在使用中。这里得益于漕运的发展，城内官署机构聚集，城市规模不断扩展，仓储面积增大，商业兴盛，人口繁多，分担了“京师”的部分功能，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形态。此外，张家湾、漷县、永乐店、德仁务等地也都与京师文化、漕运文化关联密切，相关史迹依然可循、可见、可赏。

此外，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都城，全国人员物资流往京师。通州又是京东重要的交通物资集散地。明朝于此大兴军屯、民屯，大批山西人、南方人被迁到此地屯垦定居，形成“营”字、“屯”字等深受京师文化影响的村落。

可以说，以上三大方面构成了通州历史文脉和地域特色的主体性特征，它们是地域发展的见证，是在长时间的时空演进和人地互动中形成的最具代表性的地域特点和文化特征，也是文脉保护传承中的重要文化资源和文化空间。做好相关资源及其地域空间的保护传承和有机更新，有助于文脉的延续，有助于市民情感和记忆的维系，也有助于在新的发展建设和多元文化竞争中凸显自身特色和魅力。同时，与以上方面关系密切的一些历史地名以及非物质文化都是通州历史文脉的见证和载体，也是重要的文化发展资源。

当然，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建设中除了通州地方文脉，还应该充分考虑“北京特色”“中国特色”，秉承“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精神，如此方有望创造出既能够体现“中华元素、文化基因”，又能够彰显“中国特色、国际水准”的新时代的城市文明！

（作者：赵夏，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