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2版

1959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2版

1959年，大白菜堆儿上的小姑娘喜笑颜开。李晞/摄

1960年，东城区服务公司东安市场联合餐馆抽出部分职工赶挖菜窖。李晞/摄

1988年11月11日，《北京日报》1版

1988年11月8日，《北京日报》1版

1960年，元顺永商店红旗售货员傅长林（左）在指导居民如何保存好大白菜和计划用菜。李晞/摄

1980年11月13日，《北京日报》1版

1980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1版

2007年2月13日，《北京日报》14、15版，《大白菜“当家”的岁月》

1963年，郊区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种植的大白菜源源上市，满载大白菜的汽车往各零售点运送。在卸车过程中，为了减少大白菜的损失，许多单位的职工采用“上车不踩菜，车下有人接，随手码整齐”的卸菜法。李晞/摄

1992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1版

又到了卖冬贮大白菜的日子。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贮存大白菜是北京家家户户的一件大事。为了来年冬春时节能有菜可吃，人们受累受冻排“长龙”，一下买上几百斤大白菜贮存起来。而为了这昔日的“当家菜”，政府一年就要贴掉“两座立交桥”。

打响一场贮存战役

在很多“老北京”的记忆中，每年11月初，北京都要打一场贮存大白菜的战役：夜里，路上能看到一辆辆运菜的卡车；白天，街上会冒出一座座“白菜山”，接着便出现一条条买白菜的“长龙”……

战役起源于1959年。据本报1959年10月31日2版《抓紧时机快快贮存丰收大白菜》一文报道，当年，本市发起了“城乡协作、公私并举、人人动手、户户存菜”的贮存大白菜的群众运动。

大白菜是京城老百姓“冬春季”的当家菜，可每年贮存是个大问题。1959年，本市郊区的50多万亩秋菜长势良好，其中25万多亩大白菜大部分棵大心实，净菜产量达10亿斤左右，比上一年增产1倍多。产量猛增，贮存成了难题。市人民委员会专门召开贮存蔬菜动员大会，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贮存好大白菜，不仅产菜的人民公社要建立菜窖，机关、工厂、学校、饮食业甚至连街道居民也要贮存大白菜。

这种分散贮存有一个重要好处，那就是：可以利用一切设备，减少建窖的人力和物力。当时，全北京居民有70万户，假如每户利用屋角、床下贮存二三百斤（约三四十棵）大白菜，是比较现实的。以平均每户能贮存300斤计算，全市居民就能存两亿斤菜。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学校、部队等集体伙食单位和饮食业，还可以分散贮存一两亿斤。如果这些菜完全由国营商业和人民公社集中贮存，那么就需要建菜窖4万多间，用工近30万个。大家动手贮存，这批人力物力就可以节省下来了。（1959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2版，《存好丰收菜 冬春保食用》）

从那时起，秋冬时节贮存大白菜便成了北京家家户户必须做的事情，并延续了好多年。

一年贴掉“两座立交桥”

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物价整体水平逐渐上涨，但大白菜的价格却很少变动。以一级菜为例，1974年4分钱一公斤，1980年5分钱一公斤，1992年9分4厘一公斤，近20年时间，大白菜价格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这显然是因为政府给了补贴在里面。

据了解，冬贮大白菜卖到6分钱左右一公斤的时候，地头上的收购价大约是4分钱一公斤，摊进流通环节的各项费用，实际上每公斤大白菜的成本大约要在1角5分钱左右，其间的差价，全部由北京市财政来负担。

“（北京市）政府已从口袋里额外掏出460万英镑以出售价格的双倍价格收购大白菜。”1988年，一位英国记者这样写道。北京市政府的一位领导曾就每年对大白菜补贴一事感慨：两座立交桥没了！（1988年11月11日《北京日报》1版，《八万人的汗与情》）

政府给予补贴其实也是老百姓每年排“长龙”买大白菜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报1988年11月8日1版刊登的《北京街头两条“龙”》记载了一位排队者的感叹：“现在卖的3分钱一斤的大白菜是国家给了补贴的，要是错过了，一来是零买费事儿，二来得花几倍十几倍的价钱——可咱就挣这俩钱啊！”

尽管当年除了集中供应的“冬贮菜”，也有零售的“议价菜”，但零售大白菜没有补贴，相比之下，价格要贵得多。在少有其它蔬菜替代的年代，如果靠“议价菜”度过冬天，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此，绝大多数人会选择一下子买几百斤大白菜，存着慢慢吃。

丰收之年的“大白菜荒”

大白菜年年要吃，年年得贮存。可1980年秋冬之际，北京愣是有人没买到大白菜，这在当时是一个“大事件”。

“编辑同志，今年北京大白菜丰收，但是一条供应不限量的办法抵消了好形势，造成市场大白菜供应相当混乱的局面……”1980年11月13日，本报1版刊发了几封读者来信，反映了买不到大白菜的问题。

读者赵一萍写道：住在东城新兴里的周大妈七日早晨3点到菜站已排到第39号，儿子、姑娘轮换着排了5个小时，只卖二十几位就不开票了……

读者吴懋银写道：我们单位宿舍区有800多人家，大部分职工户都没有买到冬贮白菜，而唯一的供应点双榆树菜店，在11月10日这一天，菜架上空空如洗……

读者刘桂存、郑兰荣写道：往年，冬贮大白菜供应到十五日，可今年到九日就没菜了。我们都是双职工，本想星期天休息买点菜，可是附近的菜站不但没有冬贮白菜，就连零售白菜也没有了……

买不到冬贮大白菜，老百姓当年冬天和来年春天的吃菜都成了大问题。1980年11月15日，本报1版刊发《市秋菜指挥部负责人就大白菜供应问题发表谈话》，对读者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原来，1980年大白菜总产8.4亿斤，总产量并不少，居民没有买到菜，主要是当年改变了销售办法造成的。具体来说，是从防止冻菜考虑得多，对如何保证广大居民都能买到冬贮菜、一级菜考虑得不够，实行了不定点、不限量供应的办法，结果造成了居民买菜苦乐不均，导致有的人一次能买到一级菜上千斤甚至三四千斤，有的人却一斤也买不到，使排队的群众受累、受冻，更苦了那些没有时间排队的人。

为此，市秋菜指挥部通过本报向这些居民道歉，并采取了补救措施，包括恢复零售大白菜，将商业冷库和农村社队贮存的大白菜陆续投放市场等。一场丰收之年的“大白菜荒”这才烟消云散。

全民来买“爱国菜”

1989年，向来受宠的大白菜遭遇了一次被“抢救”的命运。

这一年，北京遇到了大白菜生产过剩、卖不出去的情况。当时的大白菜有着非常神气的别名，在遍布京城大街小巷的菜站里，堆满了新鲜的大白菜，黑板上大大地写着几个字：“爱国菜”。

“现在回想起来真有意思。”原北京市菜蔬公司党委书记孙毓楼提起1989年冬天自己几次上电视的经历，“号召大家买白菜。在电视上讲大白菜如何有营养，常吃对人的身体有好处。”

这年赶上多年不遇的暖冬，地里的大白菜长得格外茁壮，等到收割季节，在其它菜品也比较丰富的大背景下，1.6亿斤大白菜一下子成了卖不动的积压货。市政府不得不紧急动员全市各个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购贮大白菜。有的单位直接把大白菜买回去当作福利分给职工。有的单位是职工买了白菜后可以报销。连市长都亲自到菜站推销白菜。媒体机器也开动起来，电台里把“清早起来吃白菜，晚上回来白菜吃”编成了歌曲，报纸上连载着“佛手白菜”“荷花白菜”“糖醋白菜”“蒸酸白菜”“烧熘白菜”等各种新奇的做法。

这一次大白菜滞销危机，最终在行政力量促销下得以度过。（2007年2月13日《北京日报》14、15版，《大白菜“当家”的岁月》）后来红极一时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专门有一集《水淹七军》讲“萝卜大丰收”指的就是冬贮大白菜滞销。

“当家菜”地位不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楼房取代了低矮的大杂院，市民贮存大白菜变得越来越困难。

1991年，实行数十年的大白菜定点、定量供应方式，改为“敞开销售、自由选购、自愿贮存”的新办法。1992年，本市第一次实现冬贮大白菜购销同价，长期以来靠市财政补贴维持的“高价进、低价卖”的状况，在这一年得到初步改变。（1992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1版，《今年大白菜购销同价》）

大白菜“当家菜”的地位也逐渐不保。按照本报1993年11月13日8版文章《寻访大白菜》一文记载，当年大批大批绿莹莹的白菜摆上街头的时候，许多人只是赞一声“这菜真不错！”却不大想上百斤地往家买了。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北京“菜篮子”工程也蒸蒸日上，大白菜在老百姓冬季餐桌上的份额渐渐走了下坡路：上世纪80年代，占90％；1990年，60％；1994年，30％；1996年、1997年，顶多能到20％。在蔬菜供销体制改革中，大白菜一步步淡出了昔日“当家菜”的地位。（1997年11月4日《北京日报》1版，《大白菜“平静到位”》）

本版文字：贾晓燕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