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对于大学以上人力资本有巨大需求,但人才几乎全由县域以外的大城市培养。”若在县里兴起大学潮,这一问题是否能解决?近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与CIFER研究专员李思佳(下述简称鞠、李)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发热议。

他们建议,在今后10年,每年投入2万亿,建设2000所县办大学,推动县域经济从工业化向知识化时代结构转型。

目前,我国有各类高等院校3000余所,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844个,但坐落在县级行政区的高校占比却不高。从容量上看,“县县有大学”的确存在提升空间。而从实际情况看,有些县办大学办成了,有些地方正在积极申办,还有地方已经宣布原则上不在县域布局高校。

多名教育学领域学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县办大学的背后需要制度性、文化性、体制下的改革。与其在县里办县办大学,不如把现有大学办好。

县办大学可行吗

教育拉动经济的作用不言而喻。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等地位。

为何要在县城发展高校?鞠、李认为,以2018年为分水岭,中国经济从工业化时代进入知识化时代。相应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需要从工业化时代的制造、加工装配、房地产、铁公基等,转换成知识化时代的创新与产业升级、高科技服务、知识服务等主导产业,但是这个结构转型卡壳了。

产业升级同样依赖人力资本的供给,也就是大专以上受教育人口的增加,“大学在县域以下几乎是空白,大学在大城市和县域以下的分布不平衡是中国人力资本供给最大的失衡。” 鞠建东称。

“县域经济的工业化阶段发动机,要升级为知识化阶段的发动机,而大学正是知识化的发动机。”在一篇题为《县里办大学——产业升级与货币产业政策》的文章中,鞠、李指出,中国县(市)平均人口大约是50万,在一个知识化时代,50万人口至少需要一个大学来满足基本、稳定的教育、培训与科研需求。

上述文章建议,全国大约需要新建2000所县域大学,每所大学每年需要大约10亿元投资,那么今后十年2000所县域大学每年需要2万亿的投资需求。建议通过每年2万亿的精准货币投放,以专项贷款、专项债务等方式,推动2000所县域大学的建设,实现县域经济从工业化到知识化的转型。这项政策可以增加1%的GDP增长率。

从经济的视角看,这似乎是一笔包赚不赔的买卖。

“网络、在线教育方式的出现,就近解决高等教育的需求,所谓县办大学理论上是可行的”,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史静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利用教育拉动经济,过去也是屡试不爽的政策。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第一所县办大学系1984年创建的沙洲职业工学院,由当时的江苏省沙洲县(现张家港市)投资兴办。

沙工对地方也起到了很好的反哺作用。据江苏日报报道,沙工是一所本土化的学校,最鲜明的办学特色就是“服务张家港”,80%的学生毕业后都留在了张家港。另据学校官网,学院累计培养全日制大专毕业生近3万余名。

“如果是有一批好的大学,不必非要到城里去,不光是教书,可以研究地区的文化、经济,这些都有很好的中外先例。”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但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看来,中国的高校数量不少,已有的高校都招不满学生,县办大学只能把现有的大学办在县上,更重要的是把现有大学办好。

县办大学怎么办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早在2020年7月,鞠建东就曾在其个人社交平台上表示,“比如说边远山区发展,比如说地方治理,比如说文化复兴,都有赖于‘县里建大学’来推动。地方下一步发展最重要的,可能不是硬的基础设施,而是软的基础设施。所以‘县里建大学’,就是20年前的‘县县通高速’”。

在上述文章中,鞠建东等人认为,“县里办大学”的浪潮一定会到来。

那么,县城该建设怎样的高校,是否足以撑起一间甚至更多的高等院校呢?

“要扩大学校自主权,引导学校形成自己的办学定位,形成人才培养质量结构和人才”,熊丙奇表示,如今高等院校的办学定位一定搞清楚。

“我个人认为,所有大学里面,学术型大学占到10%,更多的应该是职业院校,职业教育要占到90%。”他认为,县办院校应以就业为导向,以当地的产业经济为基础来办学。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史静寰则表示,高校是个口碑和质量型机构。总的来说,办教育不应该是运动式的。全国那么多个县,并非都鼓励开办大学。可以首先着眼于一些经济发达的县级行政区,高等教育需求旺盛,又有足够资源的地方试点。

从当下的实践来看,也有一些县办大学取得了成功。如坐落于中国农科城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不仅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也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位于山西省太谷县的山西农业大学,位于成都平原腹地的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等都获得了诸多认可。

“高校是资源依赖型机构”,史静寰表示,高校的发展更多地和当地经济发展基础、资源相关,不止是办学经费,从大学的角度是不是能有足够的教师,足够的其他资源。

程方平也认为,“国家财政应更加雪中送炭,而并非锦上添花,一些名牌大学办地方院校,可以批,但目的一定是帮助地方整体发展,而不是卖学位,利益交换”。

现实难题

尽管推动县城的高等教育建设有其必要性,但难题也着实不少。史静寰认为,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形式肯定会更多样化,不光是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而是包括整个后中学教育阶段。

5月18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21年增至57.8%,进入普及化阶段,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8年。

但眼下,公众对于高等教育的观念或仍停留在本科及以上阶段的教育。“职业教育被困死了,没有打通”,程方平说。

在前述鞠、李的文章中,曾提到,对比2020年数据,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我国是30.56%,美国是88.40%;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我国是15.47%,美国是61.60%。该文章中,又重点介绍了在美颇有市场的社区大学制度。

史静寰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美国的社区大学类似国内的高职高专类院校,从国际教育比较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其教育制度也有其自身特点,“社区大学的学生基本就是中止到语言学习、技能学习。”但在社区大学毕业后,即相当于得到了认证,能够转入到普通大学。

“事实上,中国最需要这样短期的大学,每个地方的产业、旅游、养老,护理等,都有着广泛的需求”,程方平称。

而从财政和生源的角度来看,增办县办大学也有难关。根据教育部数据,2021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078万人,录取率已经达到了92.89%。但事实上,仍有一些地方院校面临招生难的困境,尤其是偏远地区、县级行政区等的院校,往往处在高校选择链的末端。

熊丙奇对此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也与过度依赖政府主导有关,“部分高校80%的经费来自于财政拨款,经费来源单一,渠道单一。”

事实上,也有一些地方的县办大学规划受滞。2012年,贵州省独山县就在本地建设起了总投资约135亿元的大学城,但至今仍未完工。目前,如河南、贵州等地已宣布原则上不在县域布局高校。

据悉,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1076万,这是中国年度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4月录得16—24岁人口失业率为18.2%。史静寰认为眼下在县城新办大学应当审慎,“建分校或新的教学基地,用这样的方式带动县域高等教育的发展”。

程方平也指出,现有的县办大学基本上都在对外输出人才,跳出本地,“人家都想着往外跑,对地方没有用”。

“高等教育,要上大学,不是供给不足的问题,是高质量大学供给不足的问题”,史静寰表示,目前一些高校的问题在于是否真的能满足技能学习,改变经济状况。